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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配资】能源资本对大国博弈的杠杆效应

《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对大国博弈的杠杆效应(一)”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大牛配资】能源资本对大国博弈的杠杆效应

能源资本对大国博弈的杠杆效应(一)

殷雄 谭建生

能源外交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曾经说过一句有关国际能源政治的箴言:“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既然是政治,就少不了外交。能源外交,是以能源为手段的外交,也是以能源为内容的外交。能源外交起源于石油政治,石油资源的开发与石油市场的开拓、石油供给的稳定与石油运输的安全,长期以来一直是能源外交的主题。在大国的外交博弈中,能源资本就是一根杠杆,它能够产生明显的杠杆效应。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摆脱对石油的依赖,石油本身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削弱。美国前副国务卿纽瑟姆曾表示:“如果世界是一个圆的平面,而有人要寻找圆心的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圆心就在海湾地区。……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像海湾地区这样集中了全球的利益。没有任何地区对世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像海湾地区那样起关键作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手里,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灾难。”正是由于石油的这种重要性,围绕着石油而产生的外交,真是精彩纷呈。

从历史上看,石油作为主要的能源形态,在大国外交中产生了三类结果。

一是因石油而结盟。二战时的英美结盟使美国成为同盟国阵营的最主要油源,战后,石油作为特殊商品,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石油经济总是与国际政治,特别是世界霸权主义政治和地区霸权主义政治以及反霸权主义政治,紧密地纠缠在一起”。1960年9月14日,产油国组建了欧佩克组织,美国与沙特结盟是其主导因素。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促使阿拉伯国家集体使用石油武器,制裁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迫使它们逐步改变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调整各自的中东政策。1974年2月,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石油消费国决定成立能源协调小组来指导和协调与会国的能源工作。同年11月15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国在巴黎通过了建立国际能源署(IEA),其宗旨是协调成员国的能源政策,发展石油供应方面的自给能力,共同采取节约石油需求的措施,加强长期合作以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石油发生短缺时按计划分享石油,以及促进它与石油生产国和其他石油消费国的关系等。

二是因石油而交恶。战后的历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英阿马岛之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两次海湾战争,都是因石油而交恶的结果。石油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是威慑、打击对手的最有效武器:如果你敌视我们,你就得不到石油;如果你中立,就可以得到石油,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多;如果你持友好态度,就可以得到和以前一样多的石油。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甚至称石油为“阿拉伯力量的三要素之一”。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伊拉克切断了通向以色列海法港的输油管线;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苏伊士运河石油运输被切断,沙特对英法实行禁运,导致欧洲出现油荒;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沙特等国宣布停产,并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叙利亚、黎巴嫩、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以减产、禁运和提价为手段,打击亲以的西方势力,从而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是阿拉伯国家第一次成功地大规模集体使用石油武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三是因石油而获益。日本是战后施展能源外交最出色的国家,保证外部石油供应稳定和运输通道畅通是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1957年,日本政府第一个外交蓝皮书强调了经济外交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日本最主要能源(1950年,煤炭在日本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为85%,石油为3%;到1970年石油比重上升到70%以上,煤炭降到不足25%),能源外交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为了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日本被迫放弃与美国协调一致的亲以色列政策,转而采取亲阿拉伯的中东政策。此后,日本长期坚持对中东的“石油外交”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其能源供应。沙特政府对美国开展以石油换安全的能源外交,承诺向美国提供廉价石油,保证国际原油市场稳定,以此换取美国对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支持。

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欧洲调整了中东政策,《布鲁塞尔宣言》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保证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日本脱离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轨道,其“新中东政策”力图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美国也开始被迫调整中东政策,1975年首次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石油武器的使用是阿拉伯国家反以斗争的一个创举,不仅重创了西方阵营,促使其内部出现分化,而且大大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

历史证明,石油始终与国际政治紧密相关,不含政治的石油几乎是不存在的。谁占有了石油,谁就拥有了世界。美国在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确保科威特和沙特能继续向世界市场顺利供应石油。这不但对美国,也对它的欧洲盟国和日本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些国家愿意为战争提供人力和金钱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感觉沙特似乎不再可靠。如果美国能在伊拉克扶植一个可靠的盟友,那么从中东获得石油将是非常安全的。

值得指出的是,能源与外交具有一种互补性,主要体现在:外交与内政具有互补性;能源是内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能源是外交的重要工作内容;能源从业者与外交人员的分工合作;能源贸易需要通过外交工作的协助。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大国博弈的日趋尖锐和复杂,能源外交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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